笔者近日从《中国国土资源报》读到《成都：耕保基金让3万多村民小组受益》一文，不禁为成都保护耕地而实施的这一大手笔叫好。在省会城市人均GDP排名中，成都排名并不靠前，而该市率先建立耕地保护基金制度，对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农户给予经济补贴。
据报道，2011年，全国发现违法用地行为7万件，涉及土地面积75.1万亩（其中耕地26.4万亩），同比分别上升5.8%、11%（其中耕地下降2.4%）；共有2665名责任人受到党纪、政纪处分。吊诡的是，部分在土地违法问责结果中受到处分的地方党政官员，后来却得到不同程度地升迁和提拔。是官员政绩的科学考核体系出了问题？还是地方政府“护短”现象背后又存在什么猫腻？
或许是因为某些地方政府没有树立好科学发展、可持续发展的用地观念，一味追求某些违法用地行为带来的税收收入，因此对相关责任官员的“因公违法”行为，持包容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。对于国土资源部门的多管齐下的管理措施，敷衍应付，你有“天网法”，我有“地遁术”。于是，出现“水泥地上能种菜”、“待罪官员反升迁”等怪现状自然不足为奇。
正因为这样，成都市的做法值得我们深思。农民也是经济人，在如今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，我们不能过多地寄望于作为土地使用者的农民，能够抛弃眼前既得的经济利益，自发保护好、利用好每一寸土地。成都从财政收入中慷慨解囊，目前已拨付农户耕保金20多亿元，使农民成为耕地保护的直接受益者，农民成为守护耕地的重要力量，这确实振奋人心。
当然，以经济杠杆维系耕地保护的平衡，不是耕地保护的万能药，各地的经济状况和实际情况不尽相同，需要因地、因时制宜。然而成都市号召农民保护耕地的决心和勇气，值得我们学习。从成都“要求农民保护耕地”到“农民要求保护耕地”的转变中，我们看到，各级地方政府保护耕地责无旁贷，也大有可为。建立土地管理新机制，尤需各级地方政府加强土地问责力度，建立起科学的官员政绩考核观，想方设法吸引农民守土护土。
（作者单位：江苏省兴化市昌荣国土资源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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